[文坛妙语] 近代文人印象之十二——胡适 近代, 文人, 印象, 胡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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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写到胡适，我发现自己的笔调难以逸荡，这个只比黄侃小五岁的才人，和黄侃等学者竟有着不小的距离。他是不作诗填词的，写新诗，我翻过《尝试集》，不过一笑便抛开了，以为正应了书名，小孩子写的玩的东西，尝试而已。散文看过一些，也是不文不白，所以我觉得，用“童牛角马”四个字来形容，再合适不过。他纵然是研究文学的高手，可是自己的创作就这水平。鲁迅感慨地说，学问和创作是不相容的。那是深味甘苦之言。

　　因为专业的关系，有时也要翻看胡适的研究著作。于是惊异而且佩服了。古人说，名不可以虚得。在那时的学术界确实如此。虽然没有如期拿到博士学位，可是匆匆回国，能在北京大学教书而瞬间走红，确有其理由在。

　　就说古音学罢，我一度对它很感兴趣，虽然并非专家，但自以为运用起来还算得心应手，可是看看胡适的文集，他对古音学发展的关注和了解实在令我惊讶。而对于文学，他对章太炎古文的感觉也让我极感启发，虽然那意见我并不完全赞同。

　　这个去美国留学只带了一部《十三经注疏》的人，偏偏接受了最理性的教育。这教育带来的影响贯穿了他整个人生，这是仅熟读古籍的先贤无可比拟的。读他的文集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给罗尔纲写的一封信。因为罗在《中央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《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》。胡适责备他道：“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。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。管同、郭嵩涛诸人可以随口乱道，他们是旧式文人，可以‘西汉务利、东汉务名、唐人务名利、宋人务名’一类的胡说。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，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。”由此可见他精密的哲学头脑，确实是开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，前此诸贤，无论书读得怎样多，没有胡适这样科学的思维，则也只能甘拜下风。他运用科学的方法董理古代哲学，能令狂妄的傅斯年、顾颉刚心悦诚服，没有两下真本事怎能做到?连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能在肚子里腹诽，这个后生小子大有声势盖过自己的意思。但那有什么办法，你有本事，把古代思想史说得那么清楚给我看看。因为据我看来，《訄书》中谈哲学的方面眉目就没有如此清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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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胡适是很倡导学术自由的，希望在教育方面从点滴做起，富强国家，并且终其一生身体力行。他也直接关注**，例如抗战期间打破自己不作官的诺言，就任驻美大使，为酬款奔走呼号。但是其他时候，他始终是以学者的身份抛头露面。他一生提携了很多人，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，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的学者。罗尔纲等就不用说了。著名女物理学家吴健雄也始终得到他的鼓励和教诲，当她在美国时，他写信相劝，说专业之外，应多观览彼帮文物制度，因为第一流的科学家，多是极渊博的人，这样才能取精用弘，由博返约，日后有大的成功。

　　我极其佩服他那冷静的头脑，他曾经写文章跟钱穆、冯友兰辩论《老子》年代的前后，并且首先检讨自己的疏漏。他说，通过文体来判断书的写作现代，是很危险的，他自己是始作俑者，所以先自我谴责。他对钱、冯二人提出的证据一一进行了逻辑上的反驳，指出文体判断没有逻辑依据。但他又同时很谦和地说，如果钱、冯二人能提出确切的证据，他也可以相信《老子》的年代可以推后三百年，至于现有的证据都不足以说明问题。

　　胡适就是这样一个理性的人，基本没多少文人气，所以我现在谈起他来，为文也难以疏狂，而做到不拘一格、睥睨调笑。他可以算得一个纯净的学者罢，但又不是象纯净水那么纯净。我脑中的胡适，究竟是那种风流倜傥的新旧之交的文人印象，不管他西装穿得如何齐整，领带打得如何标准。也许，那个时代的大学者，都不可避免带有一点入骨的风流。

　　我更欣赏他学术研究的所谓“正义的火气”的反感，认为一旦有“正义的火气”，便会脑袋发热，便不能客观。王国维曾指责戴震在研究《水经注》时抄袭别人成果，胡适对这说法就颇为不满。他认为王就是被“正义的火气”蒙蔽了视线，为此自己一直进行研究，力图为自己的这位乡先贤戴震辩冤。这又可见胡适极其性情的一面，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并不展现。

　　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是他的治学名言，曾一度被学界猛烈批判的。可是我认为这是最最理性的治学方法。也因为这样惊人的理性，注定了胡适只能做一个学者，他写不出好诗和好的小说，尽管他被目为新文学的先锋。这个我们不必苛责，先锋是勇猛就行的，临到决战自然有别的后续的力量。更何况，理性的学术态度相对于文学，理性的学术态度、科学的头脑，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尤为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