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帝王将相] 毛泽东论史对谁评语最狠？ 毛泽东, 对谁, 评语, 最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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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博览群书，喜欢在读书时眉批或横批，在点评中尤喜臧否历史人物。尽管他说自己“论人喜苛评”，但实事求是地讲，他对古人的评语用狠词的并不多。比较狠的评语有：刘表“虚有其表”；郭象无行；王建庸人，不懂**；笑里藏刀李义府；李治朽物；等等。其笔下对古人最狠的评语是“蠢猪”，他把这个狠劲十足的词送给了2500多年前的那位愚不可及的宋襄公。

    在其煌煌名著《论持久战》中，毛泽东探讨战争中的主观指导与主动或者被动的关系时指出：“我们不是宋襄公，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。”毛泽东认为，战争中的主动与被动是相互转换的，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因自身主观、客观因素的局限而产生薄弱环节，予敌以可乘之隙，导致失败。高明的战争指导者，不应恪守本本，从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。宋襄公就是一个怀抱本本主义、死搬教条、一战而为天下笑的蠢猪式人物。

    历史上把宋襄公和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并称为“春秋五霸”。后四位各有丰功伟绩，均称霸一时，而宋襄公不仅未曾称霸中原，并且还在“泓水之战”中被楚国杀得大败，且在此战中迂腐地实施所谓的“仁义”行为，徒留千古笑柄。审视历史，宋襄公实在不配位列“春秋五霸”。

    宋襄公是个资质平平的人，宋国的实力也很弱小。宋襄公曾侥幸地为齐孝公复位起过大作用，异常顺利地帮助超级大国齐国安定了局势。之后，他竟然异想天开地想仿效齐桓公会盟诸侯做各国的霸主。

    于是，他派使者去楚国和齐国，想把会盟诸侯的事先和他们商量一下，取得楚国、齐国的支持。开始时，楚成王接信后轻蔑地直想笑，讥笑世上竟有宋襄公这等不自量力的人。大夫成得臣说：“宋君好名无实，我们正可利用这一时机进军中原，一争盟主之位。”楚成王觉得甚是，便将计就计，答应与会。

    周襄王十三年(公元前六三九年)春，宋、齐、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。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，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，盟主非已莫属。他事先末征求齐国、楚国的意见，自作主张拟了一份秋季在宋国会合诸侯，共扶周天子王室的通告，并把时间定在当年秋季。

    虽然楚成王和齐孝公对宋襄公的这种做法很不痛快，但碍于情面，还是签了字。到了秋天约定开会的日子，楚、陈、蔡、许、曹、郑等六国之君都来了，只有齐孝公和鲁国国君没到。宋襄公首先说:“诸侯都来了，我们会合于此，是仿效齐桓公的做法，订立盟约，共同协助王室，停止相互间的战争，以定天下太平，各位认为如何?”

    楚成王说:“您说得很好，但不知这盟主是谁来担任？”宋襄公说：“这事好办，有功的论功，无功的论爵，这里谁爵位高就让谁当盟主吧。”话音刚落，楚成王便说：“楚国早就称王，宋国虽说是公爵，但比王还低一等，所以盟主的这把交椅自然该我来坐。”说罢并不谦让，一下子就坐在盟主的位置上。

    宋襄公一看如意算盘落空，不禁大怒，指着楚成王的鼻子骂：“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，普天之下谁不承认？可你那个王是自封的。有什么资格做盟主？”楚成王说：“你说我这个正是假的，你把我请来干什么？”宋襄公气急败坏地大喊：“楚国本是子爵，假王压真公。”

    批判的武器显然不如武器的批判来得更简单。这时，只见楚国大臣成得臣脱去长袍，露出里面穿的全身铠甲，手举一面小红旗，只一挥动，那些随楚成王而来、打扮成家仆和侍者的人纷纷脱去外衣，原来个个都是内穿铠甲、手持刺刃胸兵士。他们往台上冲来，吓得诸侯四散而逃，楚成王令楚兵把宋襄王拘押起来，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宋国。幸亏宋国大臣早有防备，团结民众，坚守城池，使楚庄王灭宋地阴谋未能得逞。楚成王把宋襄公拖到楚国的车上，带他回楚国去了。后来，直到过了几个月，在齐国和鲁国的求情调解下，楚成王觉得抓了宋襄公也没什么用，楚成王才把宋襄公放归回国。

    霸主未当成，反做了一段别人的阶下囚。从那时起，宋襄公对楚国怀恨在心，但是由于楚国兵强马壮，也没什么办法出气。宋襄公听说郑国最积极支持楚国为盟主，就想讨伐力薄国小的郑国，出出胸中恶气。过了不久。郑文公去楚国拜会楚成王。宋襄公认为是个机会，公元前638年夏，怒气未消的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，出兵伐郑，郑文公向楚国求救，楚成王接报后，没直接去救郑国，却统领大队人马直接杀向宋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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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敌当前，宋襄公这下慌了手脚，顾不上攻打郑国，带领宋军星夜往国内赶。待宋军在涨水边扎好营盘，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。公孙固对宋襄公说:“楚军到此只是为救郑国。咱们已经从郑国撤军。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咱们兵力小，不能硬拼，不如与楚国讲和算了”。

    宋襄公却说：“楚国虽然人强马壮。可缺乏仁义。我们虽然兵力单薄。却是仁义之师。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？”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，并绣有 “仁义”二字，以“仁义”来战胜楚国的刀枪。

    到了第二天天亮，楚军开始过河。公孙固向宋襄公说：“楚军白日渡河。等他们过到一半，我们杀过去，定能取胜。”宋襄公却指着战车上的 “仁义”之旗说：“人家连河都没渡完就打人家，那算什么仁义之师？”

    等到楚军全部渡完河，在河岸上布阵时。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说：“趁楚军还乱哄哄地布阵，我们发动冲锋，尚可取胜。”宋襄公听到此话不由骂道：“你怎么净出歪主意!人家还没布好阵，你便去打他，那还称得上是仁义之师吗？”

    宋襄公的话才说完，楚军已经布好阵，列队冲了过来。宋襄公冲在最前面，却冲进了敌阵，由于宋襄公是个讲仁义的人，对待下属十分好，所以他的属下都拼死保护他。那杆 “仁义”大旗，早已不知丢在何处去了。

    宋襄公逃回商丘后，首都群众情绪高涨，举行示威、静坐等非暴力活动，以指责他不会打仗，丧师辱国。公子目夷进宫视疾，把干部群众的意思委婉的告诉了襄公。襄公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这个君子在战场上，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，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,不把敌人逼进绝境。如今虽然惨败,但我们没有攻击过没做好战斗准备的敌军,这不正说明了我仁义的君子风度嘛。”公元前637年，受伤大半年的宋襄公死于伤口并发感染，结束了他可怜可笑的一生。

    宋襄公所恪守的是当时盛行的兵法----《司马法》。这部中国兵法的经典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。其上说：“古者逐奔不过百步，纵绥不过三舍，是以明其礼也；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，是以明其仁也；成列而鼓，是以明其信也；争义不争利，是以明其义也；又能舍服，是以明其勇也；知终知始，是以明其智也。六德以时合教，以为民纪之道也，自古之政也。”这里《司马法》强调，追击逃散的敌人不能超过一百步，追寻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能超过45公里，这是礼；不逼迫丧失作战能力的敌人并哀怜伤病人员，这是仁；等待敌人摆好作战阵势再发起进攻，这是信；争天下大义而不争一己小利，这是义；能够赦免降服的敌人，这是勇；能够预见战争胜负，这是智。宋襄公所说的“不重伤，不禽二毛”、“不鼓不成列”正是《司马法》中“仁”、“信”的内容。仁义道德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，历来为兵法家重视，但实施这一思想境界必须以雄厚的**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，弱小者在强敌面前空谈仁义道德只会落得失败下场。

    宋襄公严守商周以来形成的“治兵以礼”的军事思想，沿袭了“君子不重伤”“不杀黄口，不获二毛”“重偏战而贱诈战”的作战方式，他努力保持了君子的风范，墨守于既定的战争中的道德法则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军事并不强调“诈”而讲求“礼”。

     以宋襄公“仁义论”惨败收场的泓水之战标志着商周以来“礼义之兵”的寿终正寝。

    在泓水之战后不久，《孙子兵法》问世，孙子13篇雄视军事几千年，成为古今中外军事将领乃至商贾们的必读之书。从此，战争已经不允许有任何温情，只要能消灭敌人、保存自己，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，兵不厌诈已经成为兵家奉行的原则，战争披上了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殷红惨烈的外衣。

    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，大军事家曹操进一步否定了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，在其《孙子注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“礼不可治兵”。通观《三国演义》，全书精彩之处在于各为其主的**斗争和军事谋略，从头到尾都的争斗掩盖不住一个“诈”字！

    毛泽东学生时代就开始关注宋襄公，他最有名的两篇作文中就有《宋襄公论》（经刘继兴考证，另一篇是《救国图存论》），老师批阅后写道：“视似君身有仙骨，寰观气宇，似黄河之水，一泻千里。”他后来在《论持久战》中对宋襄公极其尖锐的批评，揭示了战争的实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