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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是人不是神，回忆并借鉴一下他老人家对民怨问题与自己过错的处理方式，对管理者有大益。
关于对民怨问题的处理方式。据薄一波撰文回忆：“1942年8月的一天，边区政府正在开征粮会议，天降暴雨，雷电交加，把参加会议的延川县县长击死。街上老百姓中就有人说怪话：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主席？保卫部门要追查讲这个话的人。可是毛泽东同志没有让追查，而是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反感。后来检查发现，陕北这么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，一年就征收19万大担公粮。公粮征多了，人民负担太重，他们不满。于是，毛泽东同志提出不能再这样办了，决定把公粮减为16万大担，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减轻了群众的负担，受到群众的拥护。
关于对自己过错的处理方式。据师哲、师秋朗撰文回忆：“……。1942年12月，西北局的高干会上，康生、毛泽东先后讲话之后，审干就在面上铺开了。于是“特务”越来越多，为了加一把火，康生发明了“抢救运动”，即“抢救”“失足者”。既是“抢救”，自然不能温良恭俭让。很快就“证明”了“特务如麻”。各单位弄到没人看管“特务”了，因为看管“特务”的人也是“特务”；吃不上饭了，因为炊事员也是“特务”，不可信了……。
康生的“抢救运动”搞得“特务”遍地，人人自危，各级干部都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。以杨家岭为例：中央机关也在“抢救”，柯庆施的老婆已经被逼自杀了，柯庆施还在没完没了地挨批斗。有一次批斗会是李富春主持，斗争会从下午开到深夜，柯庆施和群众顶着牛，大家都饥肠辘辘，疲惫不堪，可就是无法结束。康生在自己的窑洞里听得清清楚楚，想出了点子便去了。他到场之后，发表了一通言论，主要意思是说：让柯庆施去“自救”，大家休息。于是散场。
康生对自己这一着特别得意，他对许多人讲：“李富春收不了场，我给收了场”。李富春是不可能想到让柯庆施去“自救”，任何一个正常的人、善良的人都不可能想到这一着！然而这是非常恶毒的一着，康生进而完善了他发明的“规律”；“整风必然转入审干，审干必然转入肃反，肃反必然转入‘抢救运动’，‘抢救’不成而‘自救’”。这就是说，受害人永远没有个完！而这正是康生的真正用心。
“抢救运动”进行了三个多月，7月1日，毛泽东给康生写了一封信，信中写道：“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：正确的路线是首长负责，自己动手，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，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，调查研究，分清是非轻重，争取失足者，培养干部，教育群众；错误路线是‘逼、供、信’。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。”
“抢救运动”有百害而无一利！“特务如麻”从根本上否定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，否定了人心所向！在不可收拾的情况下，许多领导同志忧心忡忡。后来有的说徐老（徐特立）给毛泽东提过意见，因为自然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被逼死了两个，徐老认为整个做法不是实事求是；有的说高岗向毛泽东提过意见：怎么干部子弟都成了“特务”了？！西北干部都是一块儿战斗过来的，怎么能同特务联系上？这些是后来听说的，但当时我确知任弼时向毛泽东提过意见。他说：“‘七大’代表中搞出那么多‘特务’，这会还开不开？难道我们同‘特务’一块儿开会不成？！”
在这种情况下，毛泽东亲自到中央党校、行政学院等单位，向被审查的同志承认错误，他明确承认“抢救运动”搞错了。他说：“同志们受委屈了，有些怨气是不是？‘抢救运动’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，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小了，搞得草木皆兵，‘特务如麻’，伤害了许多好同志。事情不是我直接干的，但是我要负总的责任；这场运动好比是夜间演习，没有用真枪实弹，用的是‘石灰包’。夜间看不清楚，分不清敌我，打在了自己人身上，留下了石灰印。天亮一看，原来打的是自己人，打错了。这时，把石灰印拍掉，向你行个礼，赔个不是。现在我就向大家行个‘脱帽礼’，请大家原谅！大家要是不原谅，我就不戴帽子。”说着，摘下帽子，深深鞠躬。在场的人早已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向毛泽东报以热烈掌声！毛泽东的头发在寒风中飘动，有的同志带着哭声喊道：“主席戴上帽子吧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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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9-6-3 16: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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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9-6-3 19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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